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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31)
否则，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宫殿和宫廷建筑作比较，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同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他们的商业活动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我们的城市在实力、财富、艳丽的服饰、富丽堂皇的家具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相比，他们的城市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港口停泊的区区几艘大小帆船，又怎么能与我们海上交通所有的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抗衡呢？他们半个庞大帝国的贸易额还不及我们伦敦全城的贸易额；中国所有的船舶，只消一艘配备了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战舰与之较量；不过，他们的贸易、他们的巨额财富、政府的权威和军队的威力或许还能让我们产生一点意外，因为我已说过，考虑到他们信仰的是多神教，所以我们才对这些情形颇感意外；这确实非常有利于他们，使他们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强大和伟大；事实上，那本身也没什么可值得吹嘘的了，因为对于他们的军队，同样适用我对他们的船舶所下的评语；如果说要围攻佛兰德的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或者要一支攻击方面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个帝国即使能把二百万人的全部武装力量全投入战场，那么除了使自己挨饿、使国家破产以外，并不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要想抵挡住中国所有的骑兵，只需一支精锐的法国骑兵或一只套上半身铠甲的德国骑兵；他们即使有百万之众的步兵队伍，只要包围不住我们的步兵队伍，那么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我们的二十多倍，但却抵挡不住我们步兵队伍的进攻；不仅如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指挥得当，三万名的英国或德国步兵，伙同一万名的骑兵，就能把中国的全部军队击败。另外，在我们攻城和守城的技术上，在我们城市的防御上，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欧洲军队的攻击下，中国没有一座设防的城市能够坚守一个月的；反过来说，全部的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也攻不下敦刻尔克这样一个城市——只要城里的人不缺粮——对，哪怕是被围攻达十年。当然他们也有枪炮，但那些枪炮质量粗劣，发射谬误太多；而他们火药的爆破威力也不大。他们的军纪松懈，进攻不能出奇制胜，退却则溃不成军；所以我不得不承认，回到国内后，我听到人们说起中国人民的强大昌盛、光辉灿烂的诸多方面以及贸易之类的，总是惊讶万分；因为我亲眼所见，他们似乎是一批肮脏而又无知的人，而且组织无度；若非同莫斯科的距离远得令人几乎难以想象，假若不是俄罗斯帝国同样不中用、落后和不善管理，那么中国人民就很有可能被一举征服，被俄罗斯帝国的沙皇轻而易举地赶出自己的国家；现在沙皇势力与日俱增，假若他当时朝这里进攻，而不是去攻打好战的瑞典人，同时如人们所言的那样确实提高了战术水平，那么只须欧洲列强中没一个妒忌他或阻挠他，或许他现在已登上了中国的皇位，而不至于被瑞典国王击败于纳尔瓦(纳尔瓦位于今爱沙尼亚境内，位于纳尔瓦河同芬兰湾的入口附近)——当时前者的人数足足是后者的六倍。他们的贸易、航海和农业，如同他们的豪华排场与实际国力一样，与欧洲国家相比，也是华而不实的；另外，他们在学术上、知识上、科学技术上表现得十分落后，尽管有什么天体仪或地动仪的在他们手中，知道数学的一点皮毛，便自以为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懂得要多，但他们对天体的运动知识近乎无知，而他们的普遍子民的愚昧更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以致于日食出现了，他们便以为是一条大龙在进攻太阳，要抢走太阳，于是全国上下纷纷鸣锣击鼓，闹成一片，想借此把那恶龙吓走，这情况同我们把一群蜜蜂轰进蜂箱差不多。？
我也是惟一的一次在叙述自己的全部旅行中出现偏离正题的情况；这不干我的事，同我的计划也毫无关系；只是我这种浪迹天涯的冒险生活独一无二，多少变迁尽在眼前，而后来人或许很少能有类似的见闻，所以我就记下这段见闻；我将尽量提起我要经过的不同一般的地方、荒漠地带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要提也只提起那些同我这故事有关的，而且我同它们的关系使我并非没有必要作这种安排。根据我的大致估计，这时我正好在中国的中心地带，大约在北纬三十度左右，因为我们返回了南京。说句心里话，我对北京城怀着强烈的要看一看的愿望，我曾听到过许多关于这个城市的介绍，而西蒙神父又每天纠缠着我，让我去一回。最终，终于那位从澳门来同他一道前往的另一位传教士来了，他的启程日期也便定下来了，这时我们决定是去还是不去便提上了日程表；我推给我的合作伙伴，授权他全权决定。他最终决定去，于是我们也得准备这次远行了。
我们出发的时机十分凑巧，我们可以无需打听前方的路线；因为我们获准跟在一个清朝官员的随从队伍里，这官员是当地抚台甚至总督一级的省一级封疆大吏，他神气活现，高高在上，一路上随从如云，老百姓得一一供奉他用品，有时候，百姓就因为不得不向这群路过的官僚和他们的随从供应食物而一贫如洗。我们是跟他的行李一道走的，我在旅途中特别注意到的一点是：当地人就因为我们名义上是那个清朝大官手下的人，他们便向我们和我们的马匹都供应了充足的食物，但我们得为我们所得到的每样东西付钱——标准是按当地的市价——由那位大官的管家向我们按时收取；自此，虽说我们跟着那大官的随从们旅行这一遭给了我们许多方便，但对他而言，并没有对我们施加了什么大恩惠，而是为他自己大捞实惠，因为在其随从们保护下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额外的三十多人——当地的百姓无偿地提供给他一切吃的，而他反过来向我们收取食品钱。？
我们花了二十五天走完去北京的路，所过之处人口密集得无与伦比，但在我眼里，那里的耕种情况并不乐观；尽管人们吹嘘这儿的人民刻苦勤劳，但这儿的农业凋敝，经济落后，生活悲惨；我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说他们悲惨的，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自然不会产生如此念头。那些百姓的自尊心也十二万分强烈，只有他们的贫穷才能够超过这种自尊心而已，这在某些方面更增添了他们的可悲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禁涌上这样的想法，那些美洲尚未开化的土著人，比起这些百姓中的一些极端贫穷的人来，日子过得也要幸福得多，因为他们不名一钱，当然也就一无所求了；但是，后者在总体上说，在许多方面只是些穷鬼和卑贱低微的人，却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真是没有笔墨能够描述这种装富摆阔的情况；他们还在只要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都喜欢蓄养大量奴婢，这既万分可悲，又遭到全世界人们的蔑视——他们自己除外。？
我得承认，我以后在那沙漠和鞑靼地区(这里的鞑靼地区指的是中世纪受蒙古人统治的东欧直至亚洲的广大地区)的辽阔荒原里旅行时，那惬意的感觉也尤胜这儿，然而这儿的路建得很好，而且保护措施也好，对旅行者来说也十分便利，但是看到那些无知透顶而又愚昧至极的人竟然如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真让我难受得到了顶点，我的朋友西蒙神父和我碰到这种情况时，看着这些穷要面子的人，常觉得十分可笑。比方说，在距离南京城三十英里的地方，经过一个西蒙神父称其为乡绅的屋子时，这屋子的主人起初很赏脸地陪着我们骑马，大约走了两英里；他简直采取的是堂？吉诃德式的骑马方式，是一种穷得要死而又极讲排场的格局。他的服饰十分适合意大利即兴喜剧中那种胆小又好吹牛皮的角色穿，换句话说，十分适合小丑的角色穿。？
那是件脏到极点的白布衫，大得晃晃荡荡的袖子上还饰有流苏，差不多每一面上都开了叉了；塔夫绸的背心穿在这件白布衫的里面，油腻得像是肉贩子穿的，这证明了他这位老爷一定是位卓绝的邋遢种。？
他骑的是一匹饿瘪了肚子的可怜畜生，这马路也走不稳，后面还跟着两位替他赶马的家奴；他手执鞭子，随着家奴在后面打马的频率敲着马头；他就这样在我们边上带着十一二个家奴走了过去，从城里前去他位于前方一二英里外的田庄。我们慢慢走着，但这位乡绅般的人物催命似地向前赶着路，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我们歇在一个村子不过个把小时，吃了点点心，路过那位大人物的田庄住宅时，我们看到他正在大门内的一个小院子里大吃大喝，这院子也不逊一个花园，但极容易看见他；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越是瞧他，他就越是自鸣得意。？
他坐在一棵类似小棕榈的树底下，避开了偏向南面的太阳，但一顶大伞还是撑在树下，使那地方看起来倒还挺不错。肥硕臃肿的他，懒洋洋地靠在一把硕大的扶手椅上，还有两个女仆把肉食送到他面前，另外他还有两个女仆，我想，很少有欧洲的绅士这样接受她们的服务，换句话说，一个在用调羹喂着这位老爷，另一个则一手端着碟子，一手擦去粘在这位大人阁下胡须上和塔夫绸背心上的残物。这个大胖子饭桶认为做这种生活中的琐事有失他尊贵的身份，其实连帝王也宁可自己动手做这事，而不愿让外人来插手，因为让别人做究竟不能称心如意，反倒麻烦不断。？
这时我想到，多么大的代价由这些爱好虚荣的人们付出，而对于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来说，如果不好好控制这种自高自大的脾性，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我们冷眼看他，使他很是自鸣得意，竟认为我们是在羡慕他的豪华生活，而在我们眼中，他是多么的可悲而又可笑；然后，我们把他撇下，自顾自向前赶路，只是西蒙神父十分好奇，想要再停留一刻，以便了解一下这乡下地方官排场十足吃着的是什么佳肴，因为他荣幸之至地也尝到了一块；在我想来，这不过是用米熬成的糊糊，再往里面添一大块蒜头另加一小袋青椒，外加一种十分像我们吃的生姜一样的当地植物，只是它闻上去有点麝香的味道，而吃起来却有点芥茉的滋味；所有这些拌在一块，还添加了块小小的瘦羊肉在内，生火一道儿煮了起来，这即是我们这位大人阁下的美味佳肴了。还有稍坐远一点的四五个奴仆侍候着，我们猜想，他们在主人吃饱喝足后再吃那残羹冷炙。？
至于我们在其庇护下一道前去的那位大员，凡是他抛头露面的时候，他手下的那些爷们总前呼后拥地围着他，排场之大不亚于一位帝王，所以我只有站得远远的，才能有幸见到他。但是我观察到这一点：他的随从队伍中挑不出一匹像样的马，而且依我看来，就连在英国替人家运什物的驮马也远比这群马强；当然，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易，因为有马衣什么的，还有马具和马饰等等披在那些马身上，当它们走的时候，我们除了它们的脑袋和脚之外，难得窥见其他的部位了。？
现在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我提到过的那些困难和麻烦早已烟消云散，既然烦恼人的事不再存在，那么我的这次旅行就令我感到万分惬意；此外，也没有什么倒霉的意外事故找到我们的门上，只是有一次涉水过河时，马不小心一个失足，使我“离开了那里”——这是他们的说法，意思是我跌下了马背。虽然那里的水并不深，但我还是逃脱不了全身湿透的命运。现在我提起这件事来，是因为这一事故令我的笔记本遭了殃，而恰在那本子上我记着一些应该记下的地名和人名，而事后又忘记对那笔记本作一番好好的收拾补救，结果那些纸张都发霉了，导致上面的字后来都难以辨认了，于是，这次旅行中到过的许多地方我便叫不出了，这实在是我莫大的损失。？
我们终于抵达了北京。这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外人，只有一个我那船长侄儿派来侍候我的年轻跟班，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忠实可信，做事勤勤恳恳的人；我那合作伙伴除了一个同他有亲戚关系的跟班以外，也无别的随从。至于那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因为他十分想瞧瞧皇宫，我们便仍然邀他一同前来并担负起了他的全部费用；他懂得汉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还稍会一些英语，因此还可以充当我们的译员；说实话，这老汉无论到哪里，对我们来说都是位必不可少的有用之才；因为我们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却笑呵呵地来了，“喂，英国先生，”他说道：“我要告诉一件令你听了开心的事情。”“令我开心？”我问道，“那会是什么事呢？我不知道在这地方还会有什么事会使我开心或伤心，一点也不会的。”“会的，会的，”老汉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道，“令你开心我伤心。”我惊问道：“凭什么会令你伤心呢？”“因为，”他回答说，“你们走了二十五天的路才带我来到了这里，却要留下我一个人返回；以后我可怎么回我那港口——没有马，没有船，没有匹丘恩？”——他是这样称呼钱的，算是拉丁文的发音，他常讲这种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我们听了都忍不住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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