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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唯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
“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何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
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走，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绝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关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椿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门上一看，这不像话，赶紧赔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候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出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员，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复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动，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不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绌，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亏，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资，到京师活动。当然，像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份，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走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份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较轻，仪表清俊，吐属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段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何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粒定心丸。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
注释
[1]沙船：中国古代近海船，因其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航行，故名沙船。
[2]海底：江湖帮派的帮内资料。
[3]戈什哈：满语。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武弁），简称“戈什”，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官属下均设有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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