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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错，这就叫釜底抽薪。”“要釜底抽薪，只有一个办法。”邵友濂说，“煤油、火柴都在胡雪岩手里，没有胡雪岩，湘阴想放火也放不成。江宁官场都不大买湘阴的账，他说出话去，多多少少要打折扣，只有一个人，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胡雪岩，譬如——”
譬如山东水灾助赈，江宁藩台无法支应，左宗棠向胡雪岩借银二十万，如响斯应，这一回王德榜募兵援越，不但四千杆洋枪由胡雪岩筹划供给，补助路费亦由雪岩负责等等，邵友濂举了好些实例。
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挤兑风潮
“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限期，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着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小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账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账了？总有四十万上下。”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透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跟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喔，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向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妙，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像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饷，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敝姓朱。请教！”
“我姓宓，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哪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二万多两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沮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账跟流水账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七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账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阿章是学徒中的首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你‘大仙’供了没有？”“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灼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大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扬，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你开钱庄？”“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忙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朋友。”“喔，毛先生请里面坐。”“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朱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宓本常一愣，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地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怎么分法？”“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了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陪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一见面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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