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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领土。英、法两国政府由于担心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而入侵，便对德国宣战。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1年2月1日，朱可夫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沙皇军队中是一名军士，是在实战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官。1939年，他在中蒙边界的哈勒欣河一带指挥几个装甲师，歼灭日军5万多人，从此一战成名。他机智、英勇、果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杰出的野战统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有时激烈紧张有时平缓和睦，但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
让朱可夫任总参谋长，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提出的。然而，当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他的办公室，并扼要地宣布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朱可夫却大吃一惊。他争辩说，他是个野战军军官，毫无参谋工作经验。斯大林听取了他的申辩后简练地重复道：“政治局已经决定任命你了！”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当朱可夫明白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无奈地说：“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几个星期以后，铁木辛哥告诉朱可夫，斯大林曾询问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得如何，并且要他亲自去向斯大林汇报。朱可夫忐忑不安地问：“他会向我问些什么呢？”
“什么都有可能。”铁木辛哥答道，并补充说，“可是你要记住，他不愿听冗长的报告。你给我讲上几个小时的事，你得在10分钟内给他讲完。”
“10分钟内我能对他讲些什么呢？这些全是严肃的问题，是要认真考虑的……”
“你要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他都知道，”铁木辛哥说，“因此你就集中讲讲关键问题吧。”
斯大林是个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对战事尤为关注。凡有关加强武装部队的各项工作，从挑选高级军官到实现机械化的计划，特别是采用T-34式坦克和新式火箭炮（喀秋莎），斯大林都没有依靠政治局、总军事委员会或其他机构的正式会议来决议。他重视直接的个人接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孔策沃的别墅里，经常同铁木辛哥、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麦赫利斯等人讨论到深夜。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应邀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他打过招呼之后，随即问道：“你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
“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朱可夫回答。
“哦，那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朱可夫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又简要地重述了一遍，然后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就要同德国人打仗吗？”莫洛托夫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等一等，等一等……”斯大林阻止莫洛托夫。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进行。斯大林问朱可夫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这位新任总参谋长说：“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了。”斯大林点头肯定，随后他们又就红军的装备、训练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据朱可夫回忆，这次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荞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最后，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尤其是武装部队的训练和装备问题，要迅速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现实的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在联共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委员们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加强国防工业的决定。决议指出，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销领导职务。大会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作为国防基础的国民经济，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下，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了1.2倍。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兴起。联共中央为使国防大工厂得到所需的一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派去了著名的专家。从建厂到生产，斯大林亲自为国防工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
1939年9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19岁，中学毕业生服役年龄为18岁。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2年改为3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长到4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5年。到1941年1月1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较1939年增加了1.8倍，总数发展到42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还对国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年1月1日，这个协会的成员达1300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300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青年入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各级指挥人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200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所学院，10个附设在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这些训练，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为反法西斯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陆海空军的装备也大大加强。仅就空军来说，1940年底，航空工业比1939年增长了70%以上。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归航空工业的企业里，同时兴建新的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器厂。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部门为红军提供了17745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719架新式飞机。
1940年春、夏两季，德国部队对西方的闪电式进攻更加剧了苏联战备的紧迫性。希特勒继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又于5月侵入荷兰和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但是，使苏联人感到最震惊的还是法国的一败涂地，德军于6月14日占领了巴黎。斯大林原以为法国军队有马奇诺防线作掩护是安全的，拥有绰绰有余的力量抵挡德国人。但法国的防线却不经击且一匮千里，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身上了。苏联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除了赞赏英国单枪匹马地反对德、意的立场外，普遍担心英国会同德国媾和，使希特勒得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斯大林决定组建新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及反坦克部队。按照计划，要装备齐这些新建的机械化部队，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辆，总共需要坦克3.2万辆左右。一年之内要生产这么多坦克实际是办不到的。但战势紧迫，即使办不到也必须完成。为此，斯大林号召加紧生产，延长工作时间。他说：“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大约就在这时，斯大林要副国防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国入侵可能采用什么计划，起草一份全面的参谋报告。在1940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否定了这份报告。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德国的主攻方向将在波罗的海和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之间，针对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仔细听取了这一汇报，并几次走到地图前，然后不以为然地说：“我不明白总参谋部为什么拟订了把兵力集中到西部方向的方针。有一种说法认为，希特勒将沿最短的路线对莫斯科实施主要打击。但是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希特勒已在巴尔干站稳了脚跟，看来他将准备对西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全党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没有人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正是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前些日子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大约100个师转移到西南方向，对战争初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也缺乏充分考虑。当时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认为，像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像以前那样，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万吨，煤6.964亿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煤产量为1.659亿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300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了2/3，比1932年增加了21倍。1941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1万多架飞机，5200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多门75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170多万支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截止1941年6月，德国军队比1940年增加了355万人，总数达到850万人，即214个师。而苏联到6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500多万人。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1941年3月底，苏联政府已经获悉，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判。他们谈判的内容，莫斯科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因此，保卫苏联的远东安全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了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争取避免两面作战，在松冈途经莫斯科时，经过多次谈判，苏日双方签订了《中立条约》。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松冈向斯大林敬酒时，故弄玄虚，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驳道：“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的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日本人，斯大林特地给朱可夫这位哈勒欣河战役的司令官打电话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斯大利把“亲切”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朱可夫问。
“松冈只想同你认识认识。”
显然，松冈洋右对哈勒欣河事件记忆犹新。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陪着松冈前来拜访。一进门他就向主人深深地一鞠躬，朱可夫按着斯大林的指示，“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的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你去过欧洲各国吗？”
朱可夫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和习惯。”
谈话一直在这种“友好”气氛中进行，从始至终未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松冈给朱可夫的印象是狡猾诡诈，不愿开诚布公地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会见后，朱可夫立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会见的情况和对松冈洋右的印象。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
《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条约为期5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苏联并迫使自己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个条约使苏联赢得了一些喘息时间。
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里，虽然苏、德在形式上还保持着正常关系，但却日益紧张起来。3月，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南斯拉夫也同意加入。然而，3月27日，在南斯拉夫爆发了反对亲德政策的暴动，结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同南斯拉夫的新政权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德国军队侵入南斯拉夫、无情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斯大林面对南斯拉夫的惨状却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几百名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红军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和更新装备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提醒他们说，局势很严重，不能排除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他们，红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粉碎德军，红军仍然缺少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红军的官兵们仍在训练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秋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必然会在1942年发生，但这样就会赢得几个月准备战斗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到8月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之后，苏联有意作出“亲善”的外交姿态，继续煞费苦心地设法防止任何挑衅的行动。1941年6月14日，苏联塔斯社授权发表了一项只能是麻痹自己的声明，进一步强调了同德国的“友好关系”，说德国“和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恪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并且否认从伦敦散布出来的“两国在近期会爆发战争的谣言”。柏林方面对这些姿态置若罔闻，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实施他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关于消灭俄罗斯的计划》的密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后，内心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
在这些日子里，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异常紧张，斯大林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强大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竭尽全力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尽量防止战争在1941年爆发。但是能否获得成功，他没有把握。这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情报和谣传送到他面前。德国的参谋长于1941年2月15日发布了一项“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特别训令”，以掩盖“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传出的假情报说，“德国军队在东线的调动，原属于历史上最大的迷惑演习，旨在分散人们对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受到了这种假情报的影响。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背离俾斯麦的东方政策的传统，即“要求德国在西方进行战事时，应该避免对俄国的战争”。
1941年4月初，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亲启电报，提醒他注意德国军队的调动和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此后，英国方面于6月18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紧急警报。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都提到了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斯大林对这些报告均持怀疑态度，他仍然极不信任英国。他既不信任张伯伦，也不相信丘吉尔。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丘吉尔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在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尤其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他于1941年5月11日飞往苏格兰，这更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秘密外交活动的怀疑。
1941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害。“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敌对，以收渔翁之利。”这样，斯大林对英国人的提醒彻底否决。
斯大林对希特勒过分小心谨慎，总希望推迟战争爆发，对德国无数次破坏已签署的协议未作应有的反应，纵容了一天天变得蛮横无理的希特勒，使他觉得苏联软弱无比且极易攻陷。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即德国军事机器的弹簧缩到准备对苏联实施致命打击的时候，斯大林还希望能防止发生可怕的冲突。但是，柏林已作出了决定：使用外交语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941年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防线对苏联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和铁木辛哥作了报告。“也许这是德国将领们把这个逃兵送来，是为了挑起冲突吧！”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不，我们认为逃兵说的是实话。”总参谋长坚持说。随后政治局委员们都来了，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斯大林才最后同意发出这样一项命令：命令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立即做好战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但时间已经晚了。
斯大林做了这样的处理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要在卧室的沙发上休息一下，突然有人敲门。敲门声仿佛敲在他的心上，无比刺痛，一种不好的预感侵袭心头。
任何时候都不曾有人这样唤醒他，也许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难道战争爆发了？斯大林勒紧睡衣走了出来，卫士长向他报告说，朱可夫有急事打来电话了。随后，总参谋长在电话上向他报告了德军空袭基辅明斯克等城市的情况。这一切表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情——战争终于爆发了。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只见他拿着听筒沉沉地叹了口气，然后粗声粗气地骂道：“希特勒这个大流氓！”
他终于明白了，事实证明他对战争的判断错了，而这一错误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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